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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杂”的写作——溥仪《我的前半生》的成书历程

2019-06-25 15: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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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收获, 更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文本, 在其成书历程中产生了种种复杂现象, 可称之为“复”“杂”写作。它经历了众版 (文) 本的流变, 除了1964年初版的“定本”外, 近年尚有“全本”“灰皮本”“批校本”等陆续出版;除了主要作者溥仪外, 溥杰、李文达等均参与了写作与修改, 所以它拥有“复数作者”;除了主要文体形态——自传以外, 检讨书、口述史、批校文、他传等都是《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体裁形态, 共同形成一种混杂体裁特性;该作虽具强烈的文学性, 但其非虚构性和实用性最终成就的是一种“杂文学”品质。

关键词:
《我的前半生》; 众 (版) 本; 复数作者; 混杂体裁; 杂文学;

基金: 金宏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 (17ZDA279) 之阶段性成果;

“Complicated”and“Varied”Writing: the Context of Pu Yi's From Emperor to Citizen
Ma Chunjing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以下简称《前半生》) 是否文学文本?按照中国古代“泛文学”的标准, 经史子集皆可称文, 《前半生》当然是文学文本。依据我们当下采用的“四分法”, 《前半生》则可算是也可不算是文学文本。“四分法”中的“散文”, 有广狭两义, 狭义仅指美文 (艺术性散文) , 广义则含有传记、杂文、报告文学等, 《前半生》若归入广义的散文, 它就应该算是文学文本。但只有少数文学史, 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及这个文本, 但也仅一笔带过:“是60年代‘内部出版’而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 (1) 即便有文学全史或散文专史容纳传记一类的文本, 也不能很好地用“散文”概念去把握其文学特质。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来自西方的“文学” (Literature) 概念和我们广泛使用的“散文”概念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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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重新回到20世纪曾短暂流行过的文学“纯”“杂”分立的做法, 就显得有必要了。最早周作人于1908年提出“纯文章”与“杂文章”之分, 1933年童行白更将“纯文学”与“杂文学”对举。这后一对概念能很好地切分、含纳所有文类。“纯文学”如胡云翼在30年代所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分美的散文和游记等, 才是纯粹的文学。” (2) 而“杂文学”则涵盖了“纯文学”与“非文学” (含历史、哲学等著述文字和应用文) 之间的所有文学文类。秉持这种文学观念, 我们的文学史就会关注遗失已久的庞大的杂文学实存。如, 当代文学史著作写到“十七年”文学的时候, 就不会无视唐弢的《书话》 (80年代更名为《晦庵书话》) 、傅雷的《傅雷家书》等。溥仪的《前半生》也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收获, 可称之为“复”“杂”写作的文本。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前半生》的“众版 (文) 本”性质。除了1964年出版的“定本”以外, 近年来, 群众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全本” (2007年) 、“灰皮本” (2011年) 和“批校本” (2013年) , 甚至将这四种版本加上“图录”, 设计成套书出售, 推荐读者并置阅读, 取得了良好的销量。为何在初版本问世的半个多世纪之后, 短期密集地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版本”呢?事实上, 这几个“版本”都属于“定本”之前的“稿本”或“内部发行本”。“众版 (文) 本”的产生, 与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前半生》的雏形, 是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的“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在拘押苏联期间, 他曾写过一个“陈述书”, 但“写得非常不老实” (3) 。其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也写了一些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 所方认为, 总结战犯们的前半生是促进他们自觉改造的好办法, 因此让溥杰帮溥仪一起写, 还让许多伪满大臣提供材料。一些演义野史, 如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也作为参考。稿成后油印了60本, 分送中央各部门后, 引起高度重视。时任统战部长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 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 《前半生》用大字号、16开本, 以“未定稿”的形式, 迅速印出400册, 分送到领导人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过“未定稿”后, 认为写得不错, 公安部因势利导, 责成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完成此书的编印工作。1960年1月, 45万字的“灰皮本”问世了, 印数7000册, 发行范围是政法系统17级以上干部。

1960年4月至7月间, 溥仪和群众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李文达在香山会晤, 试图“合作”, 对灰皮本剪贴修改, 改本却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李文达经组织批准, 决定“另起炉灶”, 除了与溥仪日常互动, 还参阅了大量史料, 采访了相关人员, 于1962年6月印成“一稿本”, 送政审。2013年出版的“批校本”, 是由藏家方继孝先生提供的, 带有溥仪亲笔批注的“清样”, 其底本为一稿本。在听从了各方意见后, 形成“二稿本”。2007年公开出版的“全本”即以“二稿本”为底本 (吸收了部分一稿本内容) 。

1964年3月出版发行的《前半生》, 称为“定本”, 是在听取了各方意见, 考虑到各类影响, 对“全本”进行了16万字删减改动的情形下形成的, 是2007年以前海内外唯一公开发行的版本。

《我的前半生》版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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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众多版 (文) 本, 事实上是两个体系, 即以油印本、未定稿和灰皮本为一体系, 批校本 (一稿本) 、全本 (二稿本) 、定本为一体系。大体说来, 前者“质实”而悔过书特性更浓, 后者规整谨严而宣传性更突出。两个体系的《前半生》, 显示出与其他出版物迥然不同的版本特性。

首先, 一般而言, 版本的变迁以“同”为基础, 不同只在局部和细节。也就是说, 细微的增删变动是版本变迁的常态, 无论是作者、出版社还是读者, 对版本的“同”的重视超过了“异”———一般而言, 出版社都不会将其不同版本并置出版。但群众出版社不仅短期内陆续出版《前半生》的全本、灰皮本、批校本, 而且将几个版本设为套书出售。“全本”有定本中未收的16万字;灰皮本在结构、语言风格上都与定本系列差异甚大。差异性成“卖点”, 这种状况在“批校本”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一稿本为底本的“批校本”和以二稿本为底本的“全本”在版本比较中差别甚微, “批校本”的最大价值在于溥仪在页眉页脚上批注的“修改意见”。

其次, 与其他书籍版本变迁呈“渐进式”相比, 《前半生》在定本发行了40多年之后, 于2007—2013年短期内版 (文) 本更迭狂飙突进。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于《前半生》的成书过程政治色彩浓厚, 众文本不是属于“机密文件”深藏档案室, 就是“内部限量发行”, 不到相当的级别根本无从窥见。而近年众文本的面世, 无疑得益于档案的解密和出版尺度的放宽, 以及出版社对大众文化消费心态的迎合 (《前半生》自21世纪以来, 销售情况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全本和灰皮本的面世, 销售册数增长了五倍以上) 。

再次, 与一般图书版本演变时序递进式相比, 《前半生》的几个版本出版呈倒溯状。即1964年的“定本”是当时官方钦定公开发行的版本, 2007年出版的“全本”是“定本”之前的本子, 而且本以“稿本”的状态存世, 群众出版社内部称之为“二稿大字本”。2011年出版的灰皮本是比全本更早的内部发行本, 其底本为溥仪等在战犯管理所出的油印本。

因此, 作为待修改的稿本, 《前半生》的成书时序为:

油印本→未定稿→灰皮本→批校本→全本→定本

而作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 其出版顺序为:

定本→全本→灰皮本→批校本

也就是说, 最晚成书的“定本”反而先出版;除定本外的各版本实为稿本, 即使“灰皮本”也只是内部出版物, 读者群严格受限。文本与接受者的互动仅限于政府领导层。其被删削的部分恰成其后出版的“卖点”。因此, 《前半生》各版本的陆续出现, 既有档案解禁的意味, 对于《前半生》的完整而言不啻为一次变革性的举措———不仅在于大众对各版本的互文性阅读丰富了此书的内涵, 还在于对成书过程所折射出的特殊年代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观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版本《前半生》的“出版说明”和“序”等副文本 (4) , 这些文本“楔子”的不断调整, 体现了编者对文本的理解和立场, 也影响了读者对众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例如, 1959年内部发行的灰皮本的出版说明, 强调这是一本“服刑期间的反省笔记”, 是“严重罪行的一些自我揭露”, 声明“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 完全按照原稿印出”, 其目的是“以供内部参考”。至2011年灰皮本的“出版说明”, 除了对版本来历做了简要说明, 就直言“《我的前半生》的所有版本都是政治契约”。

如将文本视作开放的, 而非既定的、封闭的架构,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集合的存在, 《前半生》众文本的浮出水面, 恰是对此的最好诠释:1964年版本虽以“定本”的大一统面目行世, 却阻挡不住前伏的各稿本、内部本露出峥嵘, 而众文本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且各具特色, 它们的共荣相生、层递巡返甚或剥落演进, 都折射出该书写作出版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反映了潜藏于众文本背后有意味的历史语境, 以及其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多种因素对整个文本体系的建构和充填。



传统作者之外的“复数作者”对文本形成的“合力”值得注意。文本不再是原初作者的“意图”实践, 而是有众多生产者再编码参与。这种再编码的过程, 在一般成书外在形态上表现为不同版本的装帧、编排、出版说明等, 而在成书主体上, 表现为强调“是‘作者’、‘编者’、‘印刷者’、‘传播者’, 甚至‘批评者’一起, 共同构成了‘著作权’主体” (5) 。在这种明确作者为“复数”的理念中, 《前半生》更具典型且特别的意义。

从《白毛女》《红岩》等作品来看, 集体创作是创作传统之一。集体创作就意味着有“复数作者”。《前半生》虽非“集体创作”, 但却有“复数作者”。该作自1964年正式出版以来, 一直以爱新觉罗·溥仪为独立署名, 又以其“半生忏悔”的自传性质, 让人无从起疑其“复数作者”之可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 溥仪的遗孀李淑贤与《前半生》定本的重要合作者李文达因著作权的争议对簿公堂, 该书“复数作者”的既往历史才渐次为人了解。此处采用“复数作者”而非“集体创作”的提法, 盖因《前半生》的“作者们”与《白毛女》《红岩》等的“作者们”“合作方式”有所不同。虽然他们的合作有组织的色彩, 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等明确“合作”的方式, 对文本的建构有明确分工, 对文本的修改有明确的商讨并达成一致, 他们的合作, 呈现“并行”的“战友”的状态。但《前半生》的“复数作者”的合作方式, 一是“线性”的“先来后到”, 二是其自传与他传作者的合作甚至混合状态。

溥杰提及《前半生》的雏形, 是溥仪和他在改造阶段, “各自写出了一些东西之后”, 所方“让我去帮他写的”, 因此溥杰可以被认为是《前半生》三个稿本阶段溥仪的一个重要合作者, 这个合作者同时又是《前半生》所叙历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见证人 (6) 。由于溥仪的三次登基等活动并非完全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 “恢复祖业”是当时爱新觉罗族人共同利益所在, 是团体的政治选择, 而溥杰又和溥仪一起经历了少年的紫禁城生活, 经受了日本人的傀儡摆布和共产党的战犯改造, 可以说人生轨迹的一致使《前半生》不仅仅是溥仪个人的自传。《前半生》中对醇亲王府运转架构、醇亲王夫妇 (溥仪生父母) 的描述, 无疑更多得益于溥杰的回忆, 毕竟溥仪三岁入宫, 十岁才得以亲见生母。而《溥杰自传》中对这一段记忆的重复叙述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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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管理所内生成的油印本, 还是各“伪满洲国”战犯共同参与的结果。所里指派阮振铎 (原伪满洲国驻日大使, 经济部、外交部大臣) 和溥杰协助笔录并提供线索, 王子衡 (原伪满洲国滨江省省长) 、谷次亨 (原伪满洲国交通部大臣) 、王光寅 (原伪满洲国第二军管区少将军法处长) 、甘珠尔扎布 (原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 、正珠尔扎布 (原伪满洲国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 等帮助回忆史实、提供史料。

另外, 香港报人潘际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采访溥仪后所著《末代皇帝传奇》的内容细节与《前半生》极为接近, 甚至全书目次“宫廷轶事”“寓公生涯”“傀儡滋味”“囚居境遇”“狱中见闻”与《前半生》的叙述脉络相似。该书出版于1957年6月, 此时《前半生》还未见雏形。可以想见, 潘际垌的采访和《末代皇帝传奇》的面世, 惠及了《前半生》的写作。战犯管理所和溥仪都感到其“前半生”经历所具备的文本和历史价值, 如果以溥仪本人的名义成书并散布, 所带来的宣传效应绝非《末代皇帝传奇》所能企及。

以上复数作者的合作是半自觉或被动的:溥仪和溥杰是为了完成“认罪书”“悔过书”, 其他伪满战犯也是在战犯管理所的命令下提供回忆材料。但是复数作者的“作者意图”却颇为一致, 写作目的都是争取宽大处理, 结束监禁状态。当潘际垌得到允许采访溥仪时, 溥仪的囚犯心态也不可能不在受访中显露。可以说, 油印本的《前半生》由战犯管理所统筹组织而成, 是典型的“监狱文本”, 深深打上了“复数作者”整体的囚犯印记, 使得这个文本有了很明显的“文本意图”:过度的卑躬屈膝、动辄的痛骂悔恨。这种文本意图显然不能吻合于一批特殊读者的“诠释意图”。有的中央领导读过油印本后, 觉得溥仪把自己骂得太过, 反而降低了改造成功的可信度, 而溥仪将罪责全揽到自己身上, 则窄化了新旧社会的对比意义。有人认为溥仪认罪过频, 至少不应对幼儿时期的行为负责 (7) 。这证明油印本的作者们在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方面尚有差距。油印本作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呈递给上级部门的重要业绩, 其题材的特殊性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政府立意将其打造为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对于异己阶级, 除了镇压, 还有改造这一条路。毛泽东1963年会见古巴作家比达·罗德里格斯, 1964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 都以溥仪和《前半生》为例, 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提供专政经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 (8)

同时, 《前半生》还被作为向海外树立形象的一个重要标杆, 在标明意识形态的清风正气、吸纳海外人士同情神往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连冥顽不化的末代皇帝都为社会主义理念所感化, 正可以说明新中国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周恩来1960年1月26日接见溥仪时说:“这本书改好了, 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 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9) 1961年陈毅指示外文出版社将《前半生》译出对外发行。其中, 日文版做到了几乎与中文版同步———1964年3月—1965年12月, 在《人民中国》月刊分22次连载 (10) 。作为最早一批《前半生》的读者, 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意见很快就改变了《前半生》及其作者的命运。其一, 溥仪等被特赦, 进入香山植物园、北京政协文史馆等处任职;其二, 《前半生》进入群众出版社的出版流程。此后, 《前半生》的另一位重要作者、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李文达与溥仪在香山饭店会面, 开始正式合作。这次的合作依然是基于“组织安排”, 先是周总理指示溥仪对未定稿修改;其后公安部决定由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接着由公安部部长凌云约请溥仪兄弟商谈合作写书的事。

最初, 他们用两个月时间剪剪贴贴, 完成了24万字的整理稿, 但很快发现不尽如人意。于是经群众出版社批准, 由李文达重新搜集材料, 重新构思, 组织成文。为何李文达在油印本 (灰皮本) 基础上加工的努力归于失败, 而不得不“另起炉灶”?这又涉及“复数作者”意图如何统一的问题。溥仪、溥杰和其他伪满战犯在油印本形成过程中的有效合作, 是基于他们都是《前半生》所叙某些事件的亲历者, 他们当时共同的处境和对特赦向往的心态;而李文达所代表的组织意图与溥仪等在油印本中展现的囚犯心态是难以达成统一的。对油印本 (灰皮本) 形成的固定的文本意图和叙事格局, 李文达剪剪贴贴式的修改完全无济于事, 他唯有利用原材料来重建一个新的意图文本。

1964年《前半生》定本甫一出世, 即有海外汉学家认为此书有“捉刀人”。加拿大汉学家陈志让教授和英国汉学家麦克利维在他们写的书评中, 都提到捉刀人的问题。当时溥仪是《前半生》唯一署名作者, 官方也未承认过捉刀人的存在, 海外汉学家如何一眼看透其中的隐秘?毫无疑问, 一部作品是“会说话”的, 它会在不经意间透露作者的信息。在这个署名溥仪的自传中显示了“复数作者”之一李文达的存在。虽然, 李文达是代表组织参与该文本的重新建构, 但是其个性的光芒依然可以在文本中闪耀。

合作者李文达出身于天津大资本家家庭, 曾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不寻常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例如书中写到御书房陪读之际, 他联想到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 提及英国古代王子的书屋里, 也设有世袭罔替的“鞭童”, 在王子念书不好时专供老师打屁股之用 (11) 。当然, 比旁征博引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一个共产党员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有效融入以末代皇帝亲历为线脉的历史阐述之中。李文达绝不生硬地将共产主义理论强加于溥仪的认识, 而是以富于温情的、潜移默化的方式, 将读者拉进“阶级决定人性”的场域。如定本专辟“我的乳母”一章, 为末代皇帝纵横捭阖在各色政治方程式之间的人生平添一缕温暖:“只有乳母告诉过我, 别人和我同样是人。不但我有牙, 别人也有牙, 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 别人也不能咬……我九岁那年, 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位母亲也要我的‘嬷嬷’……” (12) 隆裕太后和四个太妃是溥仪名义上的母亲, 荣禄女儿瓜尔佳氏是溥仪的生身母亲, 而哺乳溥仪至九岁的乳母则出身难民。将几位母亲的恩义亲厚和教养方式在天平上衡量, 形成“皇家”与“平民”的对峙, 映射阶级理念, 只有汉学家陈志让猜测的“共产党员, 历史唯物主义者, 历史学者”才能达到如此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定本《前半生》的作者构成并不止于李文达。李文达完成的“一稿本”经过溥仪的批注, 二稿本经过更大规模的政审和数次专题研讨, 才形成半个世纪以来唯一可见的定本格局。政要、历史学者、作家们的意见, 也参与到文本修改和建构之中。如张治中以专业编辑的严谨, 对《前半生》的取材、表述、结构、校订甚至序言, 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老舍对文字的流畅性和简洁性提出要求, 指出书中不顺畅及重复之处, 并认为全篇“应以溥仪为中心, 不宜太多地描绘别人而忘掉中心” (13) , 并参与修改。梅汝璈认为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上推卸责任、隐瞒曾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一事, 不宜公开披露, “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 (14) 。于是这个情节在定本中虽未删除, 但做了弱化处理。定本的删削也采纳了邵循正的意见, “有些使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要删” (15) 。仅审阅过《前半生》二稿本 (全本) 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专家学者, 就有吴晗、老舍、郭沫若等26位。

在《前半生》的文本建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复数作者”在组织和体制主导下, 以一种既合作又矛盾的状态存在着, 他们有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 也有记者、编辑、出版者, 更有身兼读者、组织者和审查者三重身份的政要、历史学者和著名作家;他们的合作是以历时性的方式进行的, 并不同时参与同一版本《前半生》的文本建构;他们的侧重点不同, 有的重政治, 有的重法理, 有的重文学, 有的重史学;他们对成书的贡献有大有小, 对成书的影响有正面有负面。但他们在数个稿本的更易中, 促成了定本《前半生》的正式出版。这种集合力居然可以如此完美地融合于这样一部本应为个人著述的自传作品中, 而不至沦于“众声喧哗”“喧宾夺主”, 确是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只以一般的文学知识去看待《前半生》, 它理所当然应归于自传文学。但从互文性理论或新文本主义的角度, 以史料披露的成书过程和众文本呈现的多质素而言, 《前半生》的文本构成却颇为复杂, 是道道地地的“混杂写作”。

首先, 《前半生》的最初形态是检讨书和悔过书。这一痕迹在油印本、灰皮本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酣畅淋漓的反复唾骂自己” (16) 。以检讨书为基调的自传, 也显露出与大部分自传不一样的质素, 尤以“末代皇帝”这样的特殊历史角色而言。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赞许《前半生》能够大胆暴露, 而不是像沙皇、德皇威廉的回忆录那样只吹嘘自己。

作为《前半生》前文本的检讨书, 并非单篇或三两篇, 而是以集成的形式存在的。这种集成, 首先指的是并非一时一地书写而成, 从关押苏联期间写的“陈述书”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自传”, 从哈尔滨时期写的检举日寇在东北罪行的资料, 到在伪满战犯“学习委员会”组织下写的一些东西。尤其是1954年春天, 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后, 溥仪“不记得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不但从头到尾写了自己的经历, 而且“今天一条, 明天两条, 左也认罪, 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 逐渐从蒙骗向认罪转变。1956年溥仪在抚顺、哈尔滨、长春、鞍山、沈阳参观的日记, 几乎就是“灰皮本”第13章 (6) 的内容 (17) 。由此可见, 作为《前半生》前文本的认罪书、悔过书、检举揭发材料, 绝不是一份两份, 也不是促然写就, 可说是溥仪被拘押数年间的全部成果。

检讨书集成还指的是作为前文本的检讨书并非由溥仪一人的检讨书构成。溥仪的检讨书在写作之前是有“模板”的。所谓“我的前半生”, 本是战犯悔过书共同的命题。战管所把写“前半生”作为敦促战犯自觉改造的好办法, 从日本战犯普及到伪满战犯 (18) 。如果当时伪满战犯检讨书有存档保留下来的话, 出一本厚厚的“我的前半生”合集是绝无问题的。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检讨会”以集体组织、互相检讨的形式存在, 在伪满战犯“学习委员会”成立的前后阶段, 溥仪的检讨书在数量和密集度上大幅增长。无论是溥仪的检讨书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等其他战犯检讨书的自觉借鉴和学习, 还是其他战犯在协助《前半生》油印本成书的过程中将自身检讨书内容和观念渗入进去, 都代表了《前半生》检讨书底本的混杂倾向。溥杰后来说:“这份材料, 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 不像是书。” (19) 这样的文本, 即使是溥仪亲笔写就, 也不好说是其放松的、坦荡的真实意思表达。试举一例:

可是当我走投无路被苏联重新送回自己的祖国以后, 曾经因为我的缘故, 被弄得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祖国广大人民, 对于我这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 不但没有治以应得的罪, 反倒向我伸出了温暖拯救的双手来。即使我能够在政府无微不至人道主义宽大政策下活到今天, 而且还使我在这始终一贯至矣尽矣的父母般关怀照顾下, 得到了学习改造机会, 而且还耐心地不止一次地把无限光明前途, 明明白白地指点给我。…… (20)

这个冗长句式中, “走投无路”“家破人亡”“九死一生”“人人得而诛之”“罪有应得”“无微不至”“始终一贯”……这样空洞无物、密集的成语堆积, 这种看起来令人头晕目眩、心烦意乱的表达方式, 在《前半生》的灰皮本 (油印本) 中, 随处可见。而且在一部自传作品中, 动辄把自己称作“民族败类”绝不会引起读者的认同和阅读愉悦。这映射出“末代皇帝”怕死贪生的惶惶心态。

其次, 《前半生》在成形过程中还有口述史的形态。作为一部自传作品, 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 无论准确与否, 都应在文本中占据极大分量。《前半生》从一开始就不是传主运笔而成的文本。溥杰在回忆《前半生》油印本在战犯管理所里的写作时说:“其中最大部分是由他口述, 由我执笔, 每天挤出时间去做的。” (21) 到李文达在香山开始与溥仪正式合作, 不仅是“剪刀加浆糊”对灰皮本重新黏贴, 也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整理书稿中。传主直接运笔与口述而经由记录者整理形成文字, 其差异性显然是不容忽视的。把口头表述变成书面文字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你说一句我记一句。口头表述有真实性、生动性、即时性等特点。口述者和笔录者促膝而谈, 容易进入私人话语情境, 叙出很多不为人知、甚至自己的理性都不愿意承认的真实。口述内容常常是口述者短时间内的第一反应, 容不得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刻意掩饰, 揭示了他对事实最本真的认知, 代表了他本欲深藏不露的潜意识和价值观, 因而更具备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的意义。

然而口述也具有口语化、片段性、非逻辑性等特点, 需要笔录者有一定的引导能力, 激发口述者的倾诉欲望, 诱使口述者的思路向着自己的旨趣和逻辑走。在据实记录之后再进行整合, 剔除枝蔓、纠偏正误、重塑逻辑关联, 并经口述者审核授权。当李文达向组织汇报时候说:“溥仪很多事记不清, 也说不清, 他只能说出自己的感觉, 而战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 他说他从来没有注意过, 所以改造工作如何进行, 自己的思想如何转变, 他都说不清楚。” (22) 这段文字说明李文达和溥仪之间的合作, 是以李文达问, 溥仪答, 李文达记录整理的方式进行的。这其中的情节符合口述史的特点:李文达所提的问题必定是基于他自己的要求和思路, 希望从溥仪的回忆里抽调出一部分他所看重的素材, 套嵌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但溥仪的记忆整合和语言阐述能力未必能达到组织的期待。未必李文达问什么, 溥仪就能答什么。李文达希望他如何回答, 溥仪就能如何回答。于是出现了口述者溥仪的“记不清”“说不清”“没注意”这样一系列配合的空白与阻滞。

再次, 《前半生》还融入了批校文字。其稿本曾以“批校本”的特殊面目存世。批校是我国古籍特有的版本形态和写作形态。批校本的“生产者”绝大部分是学者、批评家、藏书家, 他们对文本的评点和批校可以看作是传统的读者反馈机制和读者交流机制———批校本的批语和校对文字与正文本形成对话交流生态。批校者与书作者关系密切, 批校文字对正文本的原生状态的认识大有补益者, 仅有《红楼梦》等寥寥几部而已。《前半生》的批校本, 是李文达主笔的“一稿本”上有溥仪亲笔批校一百多处的稿本。所幸由于年代接近且科技发达, 批校本上溥仪的原笔迹和叙述口吻可以得到甄别, 不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存世均为过录本, 且对批校作者确切身份难以界定, 没有笔迹鉴定可能。《前半生》批校本的面世, 坐实了《前半生》非溥仪单人著述自传的真相。如果一稿本正文文字为溥仪本人亲笔, 他不会在批注中对其中情节描述提出异议;如果李文达只充当笔录的工作, 溥仪对个别修辞进行修正即可, 批校本绝不会是现存的状态。

《前半生》批校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溥仪并非普通的批评家, 他是这部传记的传主, 而且这部传记标明是一部自传。在这种情况下, 溥仪的批校事实上是成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形态, 批校文字于正文本而言既有“注释”的功用, 同时, 对正文本的补正或者“对峙”产生奇异的张力, 令读者可得窥见“复数作者”在文本中的合作与较量, 加深对文本丰富性的认识, 形成特殊的阅读趣味。例如, 正文本中提到溥仪从小学习四书五经, 没有学习算数, 以致从来没有数字概念,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 所长指定了专人教他算术。接下来是一段议论:“五十岁的人学算术, 那一份艰难就不用说了。我的英国老师有一段话说得不错, 中国的贵族们都是用不着算术的, 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办了。中国人的珠算是令外国人非常惊异的技能, 但是擅长这门技能的全是伺候人的人, 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 (23) 这段话当然比动辄自我批判、自我作践的话语要高明得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 极契合《前半生》“润物细无声”的统战期待, 然而溥仪的批校是“当时, 所长并没有指定专人教给我算术” (24) , 令期待统统滑落。又如正文本叙述溥杰第一次婚姻“夫妻感情很不好”, 溥仪批注道:“溥杰结婚后他夫妻感情没有不好, 尽管怡莹和别人亲近, 甚至强劫我父亲东西, 溥杰是始终对她留恋不已, 直到吉冈强迫他们离婚。” (25) 正文本叙及唐怡莹和“花花公子”张学良、卢小嘉交往, 令溥杰“颇受刺激”, 溥仪纠正道:“我想溥杰绝不会因他妻子和张学良亲近而赌气。如果他赌气, 他怎么会听张学良的话把自己妻子送到张学良的姨太太公馆里去呢?” (26) 溥仪的批注告诉我们, 不从人性的复杂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 就会想当然和妄下论断, 使传记的历史叙述滑向通俗演义的窠臼。

最后, 在《前半生》定本传播的半个世纪里, 书名、作者署名、扉页等副文本及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正文本, 都在召唤着读者与它签订“自传契约” (27) 。但随着《前半生》众稿本的解禁面世和成书过程的大白天下, 该作的复合传记性质越来越难以否认, 它其实是自传与他传的复合, 或者说, 是有他传成分的自传。毫无疑问, 作为一部纯粹的自传, 《前半生》会更容易为读者接纳、认可, 所带来的宣传效果会更好。这是李文达不得不隐身幕后的主因。为了将《前半生》包装成一部纯粹的自传, 李文达及其所属的群众出版社颇费苦心。例如群众出版社存档的《前半生》书稿案卷编号2, 其中两页竖排版“手稿”, 第二页有李文达铅笔旁注:“为了美术装帧作封面之用, 请溥仪抄写两页原稿 (因是我写的笔迹, 不适用) , 交美术组王雁同志去制版。” (28) 由是而知, 为了将该书包装成纯粹溥仪著的自传, 特请溥仪抄录两页为“御笔亲书”的佐证并印于封面上。

《前半生》具备他传性质的证据之二, 在于李文达不仅充当溥仪口述记录者, 而且最大限度占有其他相关当事人口述, 集故宫博物院、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文字资料为旁证, 并对之进行爬梳整理。他不仅对溥仪周围的重要人物都做了专题研究, 写出了每个人的传略, 对围绕溥仪的重大事件, 也都进行了专门研究, 写成专文 (29) 。仅大事记、年表, 就有20余种, 100多万字。这样的工作, 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编辑的范围, 其严谨、务实、全面的态度, 纠正了自传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记忆讹误和片面阐述, 也使《前半生》在“我”的限知视角下, 竟然以一种全知全能状态铺展开对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宏观把握。《前半生》 (全本) 附有“五十三年大事记”, 近于年谱;还有22条附录, 包括“关于光绪‘病重’的两封信”“进膳单”“张勋复辟奏折”等史料。批校本 (一稿本) 第七章“玲姑娘:‘福贵人’———她自己写的回忆录摘要”是李文达等赴东北采访溥仪第四任妻子李玉琴的成果。定本书后的“人物索引”, 仅前六章出场人物就有中国人334人, 日本人149人, 均以姓氏笔画排列, 附上正文出场页码。现代史上如此众多的重要人物, “你方唱罢我登场”, 且时隔多年, 以溥仪一己之力, 如何把握?如果不是各大档案馆开启方便之门, 李文达等搜求整理资料并加工整合, 《前半生》的历史叙述绝不可能如此完整。



《前半生》定本自1964年初版以来, 境内总印数超过187万册。各版本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在读者中的口碑不俗。境外出版的《前半生》, 除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等语种外, 还有西班牙语、波兰语、印尼语、泰语、韩语、意大利语等十多个语种, 除了外文出版社, 日本、美国、英国、西班牙的多个出版社也争相出版。1987年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即据此书改编, 一举夺得9项奥斯卡金像奖, 更令此书引起关注。此后的《非常公民》《末代皇帝传奇》等, 都是以此文本为基础的影像生发, 说明了这个文本足够提供充分的“文学”滋养。

《前半生》所具备的文学性, 首先在于传奇性。数千年来, 帝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尖, 无论是物质生活、封建礼仪、政治活动均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想象。溥仪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封建帝王, 自幼长于深宫之中, 对紫禁城的熟稔自不待言, 他的人生经验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说是中国封建帝王的活化石。读者对帝王生活的好奇, 是此书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 何况这个“帝王”此后深度参与了中国的整个近现代史进程。

《前半生》还具有叙事性, 有贯通前后的线索, 也有复杂的人物关系的叙述, 以不徐不缓的节奏, 对各色人等时有画龙点睛的描绘。对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遗老”, 也不是简单的一锅端, 而是以漫画技法勾勒出罗振玉的“发迹史”及其与王国维的关系, 并将陈宝琛和罗振玉描述成意见不一、左右溥仪的两派, 将主人公置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扰场景中, 既是观察者, 也是参与者, 令文本颇为好看。又如, 文中写溥仪与张作霖会面的场景。当张作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 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 同时问‘皇上好?’”的时候, 叙述者不仅以“高兴”, 还以“感激”来形容彼时皇上“我”的心情, 代表了刚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的溥仪对军阀微妙的心态。当张作霖说“以后缺什么, 就给我来信”, 叙述者的旁白是:“我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 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 这是显然的事。” (30) 既承接了前述“丢宝座” (被冯玉祥部驱逐出宫) , 又铺垫了此后“求宝座” (赴伪满洲国做日本人的儿皇帝) 。这一情节成为贯通前后故事的结扣。

《前半生》所具备的文学性, 也在于生动性和趣味性。从灰皮本和定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前半生》在这方面的提升。例如写帝师陈宝琛, 绝不是历史书上一个符号, 其生动可感性, 绝不下于鲁迅笔下三味书屋中的寿镜吾和仙台的藤野先生。

他时常从老近视眼镜中和双眼眯成两条缝向我赞叹道“有王虽小而元子哉!”来表示他对于我的爱和期许。 (灰皮本) (31)

“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 眼睛在老光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 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定本) (32)

同样的内容, 因表述方式的不同, 定本的更令人难忘。又如毓庆宫读书一段, 说伴读中毓崇的成绩最差, 是因为他“念的好也挨说, 念不好也挨说, 这就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 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 (33) 。将伴读说成“职业”, 不禁令人莞尔一笑。定本中这类幽默和博学比比皆是, 又如描述毓崇如何代他受过:“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 就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34) 这些定本有而灰皮本所无的欢乐情节, 增添了《前半生》的文学性, 使该书不假道学, 不干巴, 成为“十七年”文学中非常难得的文本。

从已出版的各版本来看, 1964年初版的定本可以被认为是《前半生》最成熟、最精练、最具文学性的版 (文) 本。在组织的推动下, 借由有文学素养和历史眼界的合作者手笔, 推进了《前半生》从油印本到定本的进程, 总体而言也是艺术成长的过程。相对于灰皮本的冗长陈述、连篇累牍的认罪, 全本的枝蔓和结构不严整, 定本是更具文学性的文本。

但《前半生》毕竟不是“纯”文学, 而是“杂”文学, 它不同于纯文学之处在于非虚构性、实用性等。在非虚构的文本中, 首先被关注的是史实的精确与否。周恩来会见溥仪时, 即对1922年溥仪大婚时是黎元洪还是徐世昌当总统提出质疑, 认为未定稿《前半生》的叙述“有点儿不对” (35) 。《前半生》定本初版发行之后, 尚有上海读者陆丹林致信出版社, 订正定本中的七处史实讹误 (36) 。初版的定本已是经过几十位知名专家审改认可的“终结版”文本, 尚且难免挂万漏一。从油印本到定本, 《前半生》逐步向“史料完备、史实精确”而具备强大的可信度 (“站得住脚”) 靠拢, 对史实叙述精确性的重视, 贯穿于《前半生》文本形成、发展的始终, 是文本层面以非虚构性为基本原则最显著的体现。《前半生》的非虚构性还表现在叙述的真实性。例如, 定本第二章“太监”一节, 不仅对太监的职责分工、等级制度做了详细的说明, 也以亲见亲闻的个例让读者对太监这一封建社会畸形产物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太监是小皇帝的启蒙老师和玩伴, 太监非常迷信, 深信万物有神论, 得势太监飞扬跋扈, 底层太监命运悲惨 (37) 。亲历者的叙述, 迥然不同于充斥屏幕的各类胡编滥造的宫廷戏中阴阳怪气、扭捏作态或阴奉阳违的太监形象。

专家学者在审定过程中对文字、写法的认识和定位也涵盖了对非虚构性的要求, 他们认为, “文字不宜过于华丽, 要朴素些, 以与作者身份相适应, 或认为不反对华丽, 但在文学性之外, 同时要注意科学性、逻辑性” (38) 。不过, 这种精密和完备使《前半生》看上去绝非像宣传的那样是个人回忆著述, 从而使得《前半生》中传主认知和感受的真实性受到质疑。这也是潜藏于《前半生》非虚构性中的一个悖论吧。

实用性则是《前半生》作为杂文学的另一特点。如前所述, 《前半生》在成书过程中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 被作为关乎共产党形象的一个实例。可以说, 实用目的是《前半生》的天然属性。因此, 一些专家对该书后半部分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前半部分。如南汉宸认为, “书稿的中后部写得不错”, 申伯纯认为的“教育意义很大, 政治影响也很大”, “将来出版必然要轰动, 甚至还要从香港流进台湾去” (39) , 也指的是后半部分溥仪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转变、改造成功的部分。同时, 在传播过程中, 读者接受与成书意图也不尽合拍。有学者将1966年四位海外读者的评论与今天的四位美国读者评论比较, 认为对于《前半生》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海外读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 (40) 。国内也有读者将《前半生》一书分为“改造前”和“改造后”两个部分, 认为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更具史料价值 (41)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意图和读者接受的错位。

在《前半生》成书过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 它的杂文学特质, 都召唤着我们对它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文本给予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