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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的“工作伦理”与文学转向

2019-06-28 1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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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何其芳在抗战爆发后的文学转向不仅与时势相关, 也与他此前在京派文人群体中所形成的“工作伦理”及其内在逻辑有着紧密关联。正是这种工作伦理, 促使他在抗战初期的成都和延安这两个不同文化空间中, 以独特的方式理解新的历史经验和要求, 既在抗战情境中内在地作用于他的顺利转向及其转向的具体形态, 使他的新诗写作不断开展出联结群众、热情工作的新面貌, 又让他与延安的文化逻辑发生复杂关联从而反复陷入苦恼矛盾的困境。对此现象的考察, 将有助于从思想脉络上揭示何其芳抗战前后思想转向和文学姿态调整的深层意味。

关键词:
何其芳; “工作伦理”; 抗战; 成都; 延安;

He Qifang's “Work Ethic”and His Literary Turning
Liu Lu

关于何其芳的文学转向和思想转向, 自40年代以来已有诸多作家、学者关注, 近年来尤其是在史料发掘以及何其芳思想内面的探讨方面有许多重要进展。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将何其芳自身在抗战爆发前后的经验、文学方式置于抗战初期到延安整风前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细致考察, 发现其内在逻辑、抗战时势与转向问题的相互作用, 则或可在复杂的历史行进中呈现其思想脉络以供进一步思考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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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议论”与“论工作”

何其芳早期以写作唯美的抒情诗和散文为人所知, 1936年散文集《画梦录》的出版、大公报文艺奖的获得, 及其与卞之琳、李广田三人的诗合集《汉园集》的面世, 使得他“京派新秀”的作家形象愈加鲜明。而与之不同的是, 自1935年夏天何其芳大学毕业起, 他的生活和写作就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执教天津南开中学、暑期回乡的见闻都给何其芳不少触动, 他后来执教乡村师范的生活更使他感到鲁迅所介绍的爱伦堡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 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在鞭打着自己的灵魂 (1) , 开始写作散文《还乡杂记》和批判社会现象的讽刺诗。或许他在任教莱阳师范后的第一个寒假与好友卞之琳的青岛重聚, 最能体现当时他的思想已与“汉园三诗人”时期分途至何处。青岛海滨的富人别墅在他眼中就像站立在街头、等待着大腹贾的妓女, 而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一度“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他此时禁不住郑重宣告:“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 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 (2)

而就在何其芳开始“关心人间的事”、积极尝试“发议论”后不久, 全面抗战爆发了。抗战的烽火深刻改变了全国的政治文化形势和时代主题, 也深刻影响了各派作家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 何其芳也不例外。他曾在1940年回忆说:“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 因为我不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梦想者, 也不复是一个怯懦的人, 我已经像一个成人一样有了责任感, 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3) 然而, 抗战初期的社会现实却似乎并不完全如他所想。回故乡四川万县执教后, 锐意革新的何其芳屡遭嘲讽, 他所编辑的《川东文艺》不久也就被勒令停刊整顿, 甚或有传闻要捉拿办刊者。何其芳随即于1938年2月转赴成都, 与因战事发展而西迁蓉城的卞之琳、曹葆华等北平老友相聚, 并执教成属联立中学。在这所新旧学问兼容的学校里, 何其芳讲授新文学、抗战时文和经典著作, 受到学生欢迎 (4) 。然而走出成属联立中学、协进中学这样的校园 (5) , 成都的文化空气仍然滞重。左联成员沙汀从沪回蓉后感到“一切照旧”, “一切都黯淡无光”, 所见不过是“新的和旧的痼疾” (6) 。回成都主持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左联成员周文, 也同样深感蓉沪两地救亡工作的落差和组织工作的困难, 成都文艺界的“沉闷”更让他倍感棘手 (7) 。连初来成都的外乡人卞之琳也说:“我们在‘蜀’而实在难以‘乐不思蜀’。四川出了那么多新文学大家, 但是这里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 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像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 (8) 成都的“沉闷”自然有当地历史人文因素的作用, 也与时政相关。而此后救亡工作的发展, 也与进步力量的集聚和恢复有密切联系。比如, 曾被重创的四川中共组织于国共正式宣布第二次合作后开始重建, 时任川康特委书记的罗世文、军委委员车耀先、文艺支部书记周文等人都在积极推动成都的抗战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周文为例, 他在筹办文艺报刊、写作评论文章, 发展陈翔鹤、邓均吾等文艺界人士为中共党员的同时, 还组织促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和“成都文艺工作团”, 并将上下层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成立了“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 (后改为文协的成都分会) 。何其芳来蓉之时恰是成都各界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之时, 他在学校内外的日常交往中确实受到中共力量的引导和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1938年春, 何其芳与卞之琳、方敬等四川大学的教授们凑钱自办一份半月刊来宣传抗战, 定名为《工作》。这份浅黄土纸印刷的刊物只有16开8页, 没有封面, 仿照《语丝》、《骆驼草》的简易样式, 大多刊载京沪来蓉的知名作家学者所写的短篇报告文学、讽刺小品论文和杂文。卞之琳任刊物的执行编辑, 何其芳任“发行人”———不仅承担约稿、校对、发行、推销等工作, 还自己撰写多篇杂文刊于各期。这些杂文针对成都现状, 站在人道主义和鼓舞抗战的立场上“发议论”, “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 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残余, 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工作, 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 (9) , 言辞之激烈迥异于何其芳此前抒情诗人的形象和文学姿态, 其战斗意义也得到正想“来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周文的肯定 (10) 。

《工作》半月刊没有发刊词, 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论工作》大概可算作工作半月刊社成员们的共同主张, 更是何其芳自己对抗战救亡工作的认识和对自身位置的再思考。文中, 何其芳不满于当地那些敷衍抗战工作甚至只有公文来去的现象, 批评只说漂亮话而坐等胜利的文化心态, 提倡切实为支持抗战而工作。他说:

我认为这将来这前途是要通过一个巨大的或者还是长长的苦难的, 并不是像说说好听的话那样容易。同时这苦难,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同背负起来。就是说应该极力的做着直接或间接对于抗战有利的工作, 无论在前方, 在后方。只是这样也不满, 那样也不满, 而不做这种工作是不行的;只是说着“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 而坐在旁边, 不伸出他的白净的手来做这种工作的也同样要不得。 (11)

他进而提问, “到底我们做过了一些什么, 正在做什么, 和打算做什么”;平常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现在放不放弃文学工作”, “假若不放弃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2) 。这样的追问代表了当时许多作家共同的心声。抗战爆发后, 作家们面临着姿态、位置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 “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如何为抗战工作成为文学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在热情高涨的抗战初期, 一部分作家提倡“投笔从戎”“前线主义”, 还有许多文人自办战时刊物来宣传抗战, 另有胡风等七月派文人坚持自办纯文学刊物《七月》和反映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1938年创刊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抗战文艺》, 则号召作家们深入前线使“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用通俗文艺及其他各种文艺形式多做抗战鼓动工作。另外, 随着1936年以来报告文学持续升温和全国文艺界抗战工作逐步组织化, 出现了有组织的作家团赴前线进行随军采访, 如西北战地访问团、作家战地访问团等。与七月派、“文协”等上述各家有所不同, 何其芳认为抗战工作的种类和方法是多样的, 在后方一样能为抗战工作;如果作家不能去做更有效的抗战工作就“应该更勤苦更热情地负起抗战中的文学工作的责任”, 写出以抗战和群众为中心的作品。具体而言, 他并不赞同到农村和茶馆做征兵宣传的工作方式, 不仅因为他怀疑“演讲式”宣传的效果, 更是由于他“感到自己不能去向那些乡场上的农人说, ‘你们去当兵吧, 去死吧, 好让我们在后方当专聘教员’” (13) 。而他自己的选择即是办刊物、写杂文, 并指导学生社团、帮助文学青年 (14) 。

经由何其芳和朋友们的努力, 《工作》半月刊以其严谨的编选和优质的稿件成为成都第一个严整的文艺刊物, 带动了此后成都文艺刊物的繁荣。与此同时, 何其芳为抗战勤苦工作的观念和感受也使他与周围的教授们、朋友们渐生分歧。一次在大学教员宿舍里的闲谈中, 何其芳忽然不满意于穿着绸衣只是什么也要去看看的朋友, 但没有当场表达。他后来回忆道:

只是从此我就不喜欢那种穿着光亮的而且发出响声的丝织品的衣服的人, 不喜欢那些心安理得地讲克罗采或者教希腊文的教授们, 而且不满意我的有些在文学上讲究风格和趣味, 而上馆子吃东西也老是选择又选择, 觉得这样也不好吃那样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应该太受责备, 然而我那时是那样过激, 就像一个人发见了自己的弱点往往责备得过于苛刻那样地, 我写着:“与其做那样的人我还不如去当洗衣匠, 因为洗衣匠能够把脏的衣服洗得雪白, 而这些人却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 (15)

而据何其芳说, 当时即有朋友对他的工作也颇不以为然, 劝他不要写杂文, 还是“正经的创作”好, 还嘲笑他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 (16) 。这似乎暗示, 朋友们对何其芳的新选择、新形象也很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双方分歧的集中爆发, 是在随后发生的“周作人事件”。

1938年4月底, 《文摘》翻译转载了日本《每日新闻》的一篇关于“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报道, 周作人赫然在列。一时间舆论大哗, 武汉文协也据此通电全国对其进行严肃批评。同年5月8日, 成都的报纸刊出了周作人附逆的消息, 《工作》刊物同人态度不一, “有的不相信, 有的主张看一看, 免得绝人之路, 有的惋惜” (17) 。何其芳则闻讯立即在5月11日深夜写成《论周作人事件》一文予以激烈批判, 并将其刊发在5月16日的《工作》第5期上。文章认为周作人此举是他的思想和环境使然, “他顺着他的路走到了他的坟墓”, 而究其原因是他“长久的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 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继续过舒服的日子”, 因此成了为“时代遗弃了那懒惰的胡涂的不愿向着前面走” (18) 的人。此文一出, 京派文友们的反响和态度不难从卞之琳的编者按语中看出一二:“事情既然真的做错了, 扼腕而外, 大加挞伐, 于情于理, 当然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 即使话说得过火一点, 在敌忾同仇的今日, 也自可以原谅。何其芳先生这一篇, 写得虽然还不十分冷静, 但已经与众不甚同。……不过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慎重, 不能不客观, 并且我个人觉得在目前遽下断语似还嫌过早。” (19) 而朱光潜则在《工作》第6期头条发表《再论周作人事件》一文,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 周作人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而非故意留平准备做汉奸的人, 仅以日方新闻判定其附逆证据不足, 容易陷害无辜、酿成冤案。他还在文中一并出示了北平友人最近寄给他的两封书信, 信中说周作人直至此时并未下水。文章最后总结说:“总之, 一切都还待事实证明, 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 都未免嫌过早。有人借这次大阪《每日新闻》的传言, 攻击到周氏的私生活……但这另是一问题, 似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应该把自家的人推出去, 深中敌人的毒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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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意见代表了不少京派作家对周作人的了解、爱护和期望, 他文中提到的“北平友人”就是同样滞留北平的常风。抗战爆发后, 朱光潜、叶公超、沈从文、李健吾等人都曾多次向常风致信, 关心昔日文友周作人的近况 (21) 。周氏附逆的传言一起, 常风、李健吾也在呼吁国人对周的评断且待时日。而据考证, 周作人当时确实还在“苦苦支撑” (22) 。正为抗战热情工作、针砭时弊的何其芳发言虽显轻率, 不过也很可能如日本学者大沼正博所说有着与自己过去的观念诀别的意味 (23) , 而朱光潜等人大概很难理解何其芳从生活琐事谈及时代、思想的激进逻辑。从这种逻辑出发, 何其芳也很难容忍朱光潜的沉稳分析, 他6月4日夜即写成《关于周作人的一封信》以公开信的形式对其进行反驳, 坚持自己对周氏毫不原谅的攻击态度。这更让文友们非常不满, 何其芳自己则深感寂寞。他在给文学青年李石峰的信中这样写道:“后方也需要作事的人是事实。但要作一点真正有利于抗战的事也实在难, 需要更大的忍耐, 更大的韧性。而最成问题的是大多数人都未觉醒。这使之觉醒的工作, 即你所说的新启蒙运动, 一二人是担负不起来的。应该有更多的人联合起来才好, 然而不知怎么成都就是这么荒凉。” (24) 他还写作了一首沉郁激昂的诗歌《成都, 让我把你摇醒》刊于《工作》第7期, 诗中说“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 然而“成都又荒凉又小, ∕又像度过了无数荒唐的夜的人∕在睡着觉”, 因此诗人呼告,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 你的门, ∕成都, 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25) 诗歌的视野由成都、北方而及全国后又回到成都, 抒情主人公以某种觉醒的、充满使命感的姿态渴望“摇醒成都”———这与何其芳两年前的诗歌非常不同。

激愤苦闷之中, 何其芳留意到一封安慰他的读者来信, 产生了离开成都、奔赴前线的想法。他曾自述:

是的, 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 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 同时也可以使后方过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们思索一下, 看他们会不会笑那些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兵士们也是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 (26)

时近暑假, 何其芳听说沙汀要去延安, 就协同卞之琳到沙汀家里强烈要求带他们一起去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这时的何其芳在沙汀眼中不再显得“书生气质相当重”, 而是“跟以往不同, 开展多了。爽直热情, 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 (27) 。

二从瓦雷里到罗曼·罗兰

成都一别后, 何其芳似乎更与昔日的京派文友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而进一步考察就不难发现, 他所显露出的崭新的文学姿态和为抗战而工作的热情, 除了抗战风潮的重要影响之外, 他自身在30年代的京派作家群中养成的“工作”态度及其逻辑, 仍旧内在形塑着“新面貌”的生成及其具体形态。

何其芳早年深受中国古典诗词、浪漫主义诗歌和象征主义文学浸润, 发表的抒情作品《画梦录》《预言》等都经他反复推敲、精心挑选。他认为自己“应该像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来安静的, 用心的, 慢慢的雕琢出一些小器皿” (28) ,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他当时崇仰的后期象征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瓦雷里。而与其译介者梁宗岱、卞之琳等师友的交往, 也使何其芳渐渐从他们那里分享了某种相似的文学观念、资源和趣味。瓦雷里那种“缓慢的修炼”出纯诗而不为“时代的事件和风尚困扰”的写作方式和诗人形象吸引着青年何其芳, 他诗歌中那个“年轻的命运女神”也越来越多地走进何其芳的文学, 成了穿行在诗歌《预言》、剧本《夏夜》、小说《浮世绘》里而永不停留的“年轻的神”。不仅如此, 何其芳早年这种文学态度, 其实也与卞之琳、冯至、沈从文等京派文友非常类似, 或者说京派文人群体对他的熏陶滋养也同样不容忽视 (29) 。30年代北平的京派文人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经常以读诗会和文学沙龙的形式进行探讨和交流。部分京派文人强调独立、耐苦的文学写作, 专注于理想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文学事业的落成, 其文学价值的实现同时连带着自我意义的实现, 使写作成为作者和历史发生关系的方式。这种独特的关联着文学、自我和历史的伦理方式, 不妨称之为一种关于文学写作的“工作伦理”。此处的“工作伦理”, 不是泛指关于工作的一般性的伦理观念, 而是专指30年代某一类京派文人的那种对于文学写作的专注笃定、自发独立的“专业精神”和伦理结构。在这种工作伦理中, 文学艺术及其作为隐在旨归的“人生” (或者“群体”) 和自我才智、价值实现三者整一的联动关系, 使得勤苦的工作伴生了庄严的使命感、荣誉感。他们相信凭借自身对文学事业的纯正信仰, 以及学院与报刊等一系列物质条件和制度体系为其创造的相对独立自主的环境, 恪守这种“工作伦理”即是保持文学创造力、写出文学佳作的必要条件。他们也正出于这种包含了知识分子专业精神和现代文人态度的“工作伦理”, 从而反对完全被政治和商业力量支配的文学写作, 反对作品质量欠佳的“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

不过, 自1935年开始直到抗战时期, 何其芳崇敬的作家已换成罗曼·罗兰。1935年执教南开中学时, 何其芳几乎暂停了诗歌、散文的写作, 而更爱读罗曼·罗兰、高尔基和鲁迅。1936年3月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浮世绘》, 主人公就是一个像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探索人生、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抗战爆发后, 他所写《论工作》一文里, 写文章抗议不义战争、与前方后方的人们通信的罗曼·罗兰, 代表热烈地关心战争和人群、竭一己之力贡献于时代的文学姿态;欧战中任职于政府机关、写出了五百余行的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的瓦雷里, 代表不问世事地继续创作不朽艺术的文学姿态 (30) 。他认为, 瓦雷里五百行的长诗绝不能与战争中千万人的生命相提并论, 脱离时代的作品不会伟大, 罗曼·罗兰的文学姿态才是战时作家的正确选择。同时值得关注的是, 正是到了风雨如晦的三四十年代, 这位早在《新青年》时代就被译介到中国文坛的作家罗曼·罗兰的活动、言论及作品, 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与日俱增。罗曼·罗兰去世后,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抗战文艺》《文哨》等报刊都相继出版了纪念专号和特辑。胡风、路翎等七月派文人, 更以罗曼·罗兰为精神旗帜, 标举其在黑暗和痛苦中热情作战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独立精神。人道、自由、真理、独立自主, 这些罗曼·罗兰勇于行动的精神内核, 也最容易为知识分子所认同。左翼人士从他那里看到了艰苦战斗的精神, 何其芳从他那里看到了走出书斋、关心战时人群的行动方式。

也就是说, 何其芳对罗曼·罗兰的认同正发生于自我反思、调整文学姿态的时刻。如前所述, 在日渐峻急的社会现实面前, 鲁迅介绍的爱伦堡的名言在1936年引发了强烈反响, 对工作以及对社会历史责任的强调在抗战时期倍受各方关注, 这些无疑都深刻影响了何其芳的文学意识, 并使之发生了明确的转向。而从瓦雷里到罗曼·罗兰的转向, 正意味着作者自我和文学价值的实现都被移入与社会、历史进程更直接的关系之中。一方面, 何其芳仍然持守着以报刊为条件达成的某种自由文人的独立自主的工作状态及其自我意义的实现, 他对这一方式的信任与此前并无不同。另一方面, 受抗战时局和他所受已变化的文化资源的影响, 何其芳工作伦理的内部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即自我价值和文学价值与社会、历史 (或者说“群体”) 的关系的加强使二者建立起了比以往更迫切的关联。总体看来, 在全面抗战的呼声中, 30年代某类京派文人的“工作伦理”使得何其芳在抗战时期的文学调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形态, 并推动了何其芳对历史变动的认识, 帮助他“消化”抗战救亡的历史要求进而顺利地进入抗战热潮。

三“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个诗人”

如果说何其芳的成都经验使其“转向”初步显现, 那么进入延安文化空间后他的文学和思想的进展和困境则更丰富与复杂, 甚至他自己也常感到意外。比如, 离开成都的何其芳和卞之琳都选择了请人暂时代课而没有辞去教职, 这使得这次出行更像是一种访问和体验。然而就是行进在川陕公路上时还希望保留“批评的自由”的何其芳, 到达延安后却意外地感到自由宽大的进步空气, 随即写下《我歌唱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在延安生活了十个月后, 他仍说“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 并“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 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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